十年灯《散文2010.11》

阮小籍

十年灯《散文2010.11》





《散文》创刊于1980年1月，是我国第一家专发散文作品的纯文学刊物。创刊之初，便确立了思想上追求高格调，艺术上追求高水准的办刊宗旨，二十年如一日的坚持，使得《散文》成为一份高雅纯净，独具品位的刊物，推出了包括贾平凹、赵丽宏、詹克明、李汉荣等在内的大批优秀散文作家及作品，得到了广大读者和社会的认可。

多年来，《散文》的发行量一直居全国同类刊物之冠，影响遍及海内外华人世界。曾获历年省市级优秀期刊奖，首届及第三届“中国期刊奖”。2005年的《散文》，将一如既往地坚持自己的艺术追求，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加大内容的丰富性和风格的多样性.“格高境阔，文洁意新；继承传统，发展创新”这是我们始终坚持的十六个字。所有照亮黑暗启迪心智的思考，都值得我们收藏；所有为丰富汉语写作形式上可能性的努力，都值得我们珍视。我们从来不以绯闻、逸事和低级趣味来吸引读者；以平常心为平常人办刊，关怀人生、贴近灵魂是我们靠近读者的方式，而这一切的实现，又不以牺牲文学性和原创性为代价。我们相信，中国需要《散文》，这就好比人生需要艺术的因子一样。我们认为，一本好的刊物，它当然要尊重人的日常欲望，但更为重要的它理应对破坏爱、善与和谐的力量表示自己的不妥协。正是在这个意义上，《散文》呈现了一种罕见的沉思的品质和悲悯情怀。薪火相传，《散文》在中国是本老资格的文学期刊了。

主持期刊的编辑换了一批又一批，《散文》个性、气质却有着它的一贯性。谁主持《散文》，谁就背负着一分文化重担，谁就只能苦心孤诣。









十年灯



题记——谁在万家灯火的街头却找不到回家的路？谁在萍飘天涯的路上却一步三回头？谁在觥筹交错的刹那却悲欣交织？



替父亲走一走大桥



　　当年建铁路时，父亲因为工作积极，被评为模范，奖品是一个搪瓷大茶缸。茶缸上画着南京长江大桥的图案。



　　母亲后来总是讲父亲年轻时的岁月，如何去焦村拉煤啦、如何去槐庙拉氨水啦……他那时是生产队长，一句话，父亲忙得很。



　　后来，公社解散了。父亲一方面要照顾年迈的爷爷奶奶，一方面又要供我们兄妹三个读书，肩头的担子更重了。在我童年的记忆里，父亲夜里很少有12点以前入睡的。故乡人多地少，父亲又没有经商的头脑，所以我们家的光景很惨淡。但父亲是个乐观的人，过得虽然不如别人，但我们一家在清贫的日子里总是不乏快乐的笑声。



　　年过六十之后，父亲还在建筑队干活。父亲老了，父亲的那个大茶缸也老了，每天从建筑队回来，泡上一大茶缸水，父亲对着大茶缸能发上老半天呆……



　　去南京长江大桥上走走一直是父亲的梦想。母亲说，真想去就去南京逛逛。但父亲说，咱房子还没盖，孩子们也还没结婚，花那冤枉钱干啥。



　　几年前的一个春天，我跟着一群四川人来到了南京，在中山码头干装卸的活儿。码头在江南，我们在江北的葛城镇住，所以每天上下班都要从南京长江大桥上经过。我想，等攒够了钱，一定让父亲来看看大桥。不料到中秋节那天，老板不辞而别，留下我们二十多个打工仔欲哭无泪。忙碌了大半年，却没挣到一分钱，我的心情沮丧到了极点。我在江北的浦口公园给父亲打电话，说，爸，我真是倒霉透了！父亲在电话那头说，倒霉啥？你不是看了南京长江大桥吗？父亲说，天无绝人之路，别丧气，先替老子好好去走一走大桥！



　　父亲的话使我一阵心酸，泪水忍不住夺眶而出。这天晌午，我扛着装有被子、衣服的蛇皮袋，从大桥的北头一步步走到南头。我在心里默念着：我要替父亲好好走一走长江大桥……





雪妮儿



     雪妮儿是三叔家的老五丫头。      



    最初雪妮儿不叫雪妮儿，就叫妮儿。农村刚出生的闺女儿都叫妮儿，所以妮儿根本不能算是名字。      



     三叔一直想要的是儿子，所以看到老五生下来又是个丫头，便名字也懒得起。到了入学的年龄，三婶说，给孩子起个名吧，不能“妮儿”、“妮儿”的叫一辈子。因为是冬天生的，三叔说，那就叫雪妮儿吧。      



     三叔不待见雪妮儿，从降生到入育红班这五年时间里，三叔就没抱过雪妮儿一回，出门回来也从没有想起给雪妮儿捎啥好吃的。      



     雪妮儿知道三叔不待见她，雪妮儿从来就不叫三叔“爹”。有一回三叔说，反了妮子，不管老子叫爹，抬手就给了雪妮儿两巴掌。雪妮儿捂着红肿的脸，任泪水在眼眶里打转，硬是不叫三叔一声爹。     



      雪妮儿七岁那年冬天，放学回来时，天已经黑了，家里大门却紧锁着。雪妮儿呆在门口的草垛下睡了一夜，早晨全身发起了高烧。等到在别人家打了一夜麻将的三叔三婶日上三竿回来时，雪妮儿已经烧得糊话连篇了。虽然经过医生的奋力抢救，雪妮儿还是落下了小儿麻痹的后遗症。雪妮儿从此走路一拐一拐的。      



    好端端的一个闺女成了瘸子，气得大伯父和父亲把三叔挤到屋里没死没活地打。村里人老远都能听到三叔杀猪似地嚎。      



     雪妮儿学习成绩一直很好，不知咋的，高考那年七门课就考了400多分，雪妮儿还想再考，三叔说，女孩子，读书多有啥用，回来干活吧。三叔在村里是支书，说话跟皇上一样，在家里更是说一不二，雪妮儿就离开了学校。      



    雪妮儿不和三叔吵，也不和三叔闹，背起行李，和村里的小姐妹一起去了新疆，给人家摘棉花。三婶撵到火车站，说，闺女，咱又不是没钱花，打啥子工呢？雪妮儿不说话，上了车。三婶硬是塞给雪妮儿2000元钱，雪妮儿隔着车窗又扔了出来。      



     雪妮儿一去新疆就是14年，中间给三婶写过一封信，寄过5000块钱，此后便很少跟家里联系。大伯和父亲去新疆看过雪妮儿，希望她能回家看看。雪妮儿不说话，当着大伯和父亲的面，只是一个劲儿地哭。大伯和父亲从新疆回来，说，雪妮儿这闺女长大了，雪妮儿晒黑了。         



     三叔一辈子要强，但在去年的村委换届选举中下了台。门前冷落车马稀，没有了往日的热闹，三叔倍感寂寞和冷清。三叔的老大、老二、老三闺女都是大学生，老四闺女先是在东北摆摊，后来去了俄罗斯，做针织品生意，反正四个闺女都不在身边。三叔觉得最对不住的，就是老五雪妮儿。三叔就给远在新疆的雪妮儿打电话，说，爹对不住你，爹想你……电话那头，雪妮儿不说话，只是一个劲儿地哭。      



     三叔病危那阵子，几个闺女都回来了。雪妮儿是最后赶回来的，这时三叔已经不会说话了。闺女们哭着说，爹，您还有啥不放心的？三叔躺在床上，浑浊的泪水不停地流，就是不肯闭眼。闺女们都不知道爹还有啥放心不下的，只有一旁的三婶怯怯地看着雪妮儿，嘴巴张了几张，却欲言又止。……      



     早已哭成泪人的雪妮儿这时突然“噗通”一声跪在三叔床前，叫道：爹……      



闺女们近视之，三叔溘然已逝。     





民工兄弟



10年前的那个春天，我和孙安帮都是洛轴修建处的农民工。我来自偃师，算是广义的洛阳人，所以对洛阳的牡丹并不陌生。孙安帮是周口人，初来乍到就说，他一定要看看甲天下的牡丹究竟是什么样儿。



　　记得是3月初的一天早晨，我和孙安帮一路小跑来到洛阳的七里河桥，翻过桥头的铁栅栏，便溜进了王城公园。趁看船师傅不在的当儿，孙安帮还偷了一条脚踏船，我俩叼着花城烟，在王城公园的河里顺流而下……



　　农民工队的人都说孙安帮“痞气”十足，不可深交。我却认为他坦诚、实在，是难得的好伙计。农民工队有条不成文的规矩——新来的农民工要买烟请客。我曾因为不懂“规矩”被几个四川仔“修理”过，还是孙安帮帮着买了几条花城烟散了散才算完事。孙安帮交代我，老板不打勤不打懒，只打没长眼的，干活要有眼色……



　　一盒花城烟抽完，孙安帮拉着我弃舟上岸，大摇大摆地出了王城公园的正门。孙安帮说，公园里美是美，就是牡丹花还没开。我心里怦怦直跳，答非所问地说:“你胆儿真大，没买票还敢从正门出来。”孙安帮嘿嘿一笑，说：“省俩钱，等女友来了一块儿看牡丹。”



　　我们农民工队住宿的地方在天津路，与工地之间有很远的一段路程。孙安帮花30元钱买了一辆破旧不堪的自行车，经常骑着吱吱呀呀的自行车驮着我上下班。农民工队后来买了一辆“小四轮”，农民工们省去了徒步之苦，而我和孙安帮依旧合骑一辆自行车，每天往返于宿舍和工地之间。多少个夜晚，我和孙安帮身无分文地骑车在这个城市里逛来逛去，从涧西骑到东花坛，从百货大楼骑到火车站……在纷繁的都市中，两个打工仔编织着未来的梦想——我说我一定要在洛阳开一家书店，孙安帮说他只想带女友看看洛阳的牡丹。



　　记得是又一年的 3月29日，这天，老板让我和一个四川仔到厂北边的符家屯干活,孙安帮则和其他农民工在厂内干活。临近黄昏时，孙安帮骑车来到厂北的工地，对我说:“我和厂里的农民工都坐‘四轮’回去，自行车你骑吧。”说完，孙安帮留下自行车匆匆赶车去了。

　　黄昏的大道上，是交接班的人流，我把车子蹬得飞快，远远地能看到前面“嘟嘟”奔跑的小四轮。孙安帮则在车上笑着朝我挥着手。就在这时，走到一个拐弯处，不幸的事情发生了，小四轮猛地一震，车斗儿“呼”地翻了过去，随之惨叫声迭起……



　　两天后，孙安帮在洛轴职工医院闭上了眼睛。我从医院出来，街头人流如潮，行人纷纷驻足，奇怪地看着我这个16岁的少年泪流满面地在景华路上踯躅……



　　时至今日，每一个春天我都会漫步古城洛阳街头，看花开花谢。久别的伙计啊，告诉我，天堂里也有花开如云吗？

西亳人家

顶顶慢慢看

一舸烟雨

朴实、真切。能在散文上发稿，不简单。还是阮小籍耍得大。

逍遥马

三篇文章都很好，文友称赞！

雨做的云